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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息:2016年2月24日,为了给2月28日的奥斯卡颁奖典礼预热,近日郎朗专门为电影《八恶人》(The Hateful Eight)录制了原创配乐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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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里之行我的故事-革命和梦想

作者:郎朗|译者:李灵 出版社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:2008年05月

我出生于1982年6月14日,那时“文革”已经结束六年多了,可我仍然能感受到它的回响。记得我七岁时的一个晚上,父亲值夜班,在沈阳的夜总会和娱乐区维持治安,我练了好长时间的钢琴,刚结束,母亲在我身边坐下来,递给我几瓣新鲜的橘子和一杯凉水。没费多少劲,我就怂恿着她开始讲起她年轻时候的事。
我喜欢听母亲的故事。因为她曾经在学校里当过歌手和演员,她说话也像演戏一样,总是兴高采烈,还带着戏剧化的停顿。她跟我讲她和我父亲的生平故事,讲他们俩的生命是如何紧密相连,在我的脑海里,每一段故事都有配乐。自打我记事以来,我的脑海里就有音乐,像电影配乐一样,为我生活中最难忘的时刻伴奏。我听到过练习曲、协奏曲、奏鸣曲,还有伟大的交响曲。我听到过和声和复调。我听到了音乐所表达的故事。对我来说,音乐就是故事,而我父母的生活就充满了跌宕起伏,可以为戏剧和激动人心的音乐提供素材。
母亲说:“我很早就爱上了音乐。音乐总能给我鼓舞,给我欢乐。”
母亲告诉我,她才四岁时,我的姥爷和姥姥就领着她和我的三个舅舅举家从丹东迁到了沈阳。在沈阳,姥爷在一家工厂里当高级技术员,姥姥成了一名会计。姥爷爱唱京剧里的段子,所以家里总是有音乐。
“那我姥姥呢?”我问:“我怎么从没见过她?”
“我还小的时候她就得了肺病过世了。”
“多小?”我问道。
“我那时九岁。”
我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。我突然感到了恐惧。“我九岁的时候你会不会死?”
她向我保证:“哦,不会的,宝贝,我永远都会和你在一起。”
我问道:“你那时害怕吗?”
“没错,我那时很害怕。我是家里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儿,和你姥姥很亲。失去她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我害怕生活中没有了她。”
“然后呢?”
母亲说:“然后——然后就像现在这样啦,生活总要继续。”
姥爷在厂里工作非常出色。他发明了一种装置,提高了生产效率,并因此获得了“革新能手”的称号。我母亲上了学,成绩不错,还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,独唱、领唱、领舞样样都行,还在小型话剧里扮演角色。然而,1966年到了,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,一切都被改变了。
因为母亲的爷爷是地主,她全家都被视为改造对象,尽管事实上,母亲从来就没见过那所谓的“地”。虽然我的姥爷在厂里是个顶大梁的技术员,他那时却不受信任,还得接受严格的监管。为了不让母亲和几个舅舅担惊受怕,姥爷从没提起这些事,直到一天,一个朋友赶到母亲家,冲他们喊道:“你爸他被人拉到街上游行去了!”他们才知道。母亲那时甚至都不知道游街是什么意思,但还是跑到外面去看是怎么回事。厂里有一批人被抓到大街上游行,姥爷也在里面。他们全都带着高帽子,举着牌子,上面写的字母亲也看不清。她想要跑近些看个究竟,但他周围全是红卫兵。那天晚上,姥爷没有回家。母亲哭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,当姥爷终于出现在家门口,母亲冲他奔过去,问道:“他们干吗要这样对你?你犯了什么错吗?”姥爷说:“我没有犯错。我什么坏事都没做过。”
姥爷后来又回到工厂上班,但职位降了一级,也没人再承认他、尊重他。在学校里,母亲极为深切地感受到了周围人对他们的藐视。那时学校正在挑选学生加入红卫兵,对和她同龄的少男少女来说,是个荣誉,被选上的会戴上一条特别的红袖标。因为姥爷,学校不准妈妈戴。但她是个好歌手,所以尽管他们看不起她,他们还是想要她为学校表演。在演出期间,学校让她戴上红袖标,但演出一结束,红袖标就给收回去了。同学的敌视也许伤害了她,但她一点也不害羞或软弱。她有自己的梦想和抱负。
我问她:“妈,什么样的梦想呢?”
“梦想加入专业的歌舞团。梦想演戏。当我站在舞台上时,我不在意别人怎么想我。在舞台上,我所向无敌。”
母亲有想象力,也有才华。她能感受到歌词背后的故事,还能让那故事变得鲜活、有生命力。她能把自己变幻成不同的人物。她会忘却自我,完全沉浸在一出古装戏里,或是一首外国歌曲里,或是前人编排的舞蹈里。在舞台上,她感到了自由,因此她热切地期待着成为一名专业演出人员。部队会录用演员和歌手为解放军队伍表演。在那时,军队最有实力,而能为将军们表演是最高尚的荣誉。母亲坚信她会被选上。她的老师们极力推荐她。她的同学也说,在学校里她无论演戏、舞蹈还是唱歌都是佼佼者。然而最终她还是没被选上。
母亲对我说:“你姥爷一家是地主,而在“文革”期间,地主——即便是地主的孙女——也是不受信任的。我学没上完,梦想也破灭了……”母亲和我的三个舅舅被迫离开姥爷,上山下乡,去了农场和乡下。我的一个舅舅唱京剧很有才华,但因为出身,政审没有通过,他的演员梦无法实现。
我喜欢听母亲说话,但故事终有讲到头的时候,她就会要我去练琴。那时我在练肖邦和李斯特的曲子,其他学生要到十三四岁才去碰它们。这样的挑战让我兴奋不已。当我的手指划过琴键,我的脑海里还萦绕着母亲讲的家里的故事。她没有让学校里的男孩吓倒,我为她骄傲,对她的力量我打心里感激。她曾经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,而我相信她已经是个艺术家了。我拼命练琴,直到征服我练习的音乐,就像她征服她的敌人。我想为她弥补她失去的机会。我练习的音乐成了一部关于母亲的电影的配乐。
在我们家小小的餐桌上,母亲总会为我端上我最喜欢吃的东西:热腾腾的饺子和酸菜汆白肉。父亲下班时间很晚,所以母亲和我常常独自吃饭,而我会催她继续讲她的故事。
母亲告诉我,她和我父亲在1977年相遇,那时他们都24岁,“文化大革命”已经结束。因为在农场工作出色,母亲获准回到了沈阳,在自动化研究所做话务员,父亲则在一家工厂里上白班。父亲梦想成为专业音乐家。他拉二胡,中国最流行的传统乐器。在传统乐团里,二胡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西方乐团的小提琴。在“文革”期间,音乐学院都关门了,他无法实现上音乐学院的梦想,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,在一家杂技团乐队里演奏,有时也和杂技团一起巡回演出。然而那份工作并不稳定。
他们第一次约会时,父亲带着母亲去电影院看一部苏联电影。之后,他告诉他的朋友,他对她的相貌和个性百分之百地满意。
我问母亲她是否对父亲也百分之百地满意。
“我没法说百分之百——起码不是一开始就满意。我理想中的男人要比你爸爸高一点、帅一点,更健谈,个性更温和,事业上也更有所成就。”
我问我姥爷是否喜欢父亲,母亲忍俊不禁笑了起来。她告诉我说,姥爷警告过她:“这个男人没有前途,没有职业。你跟了他是不会幸福的。”姥爷不准母亲和父亲约会,但父亲却很执著。他不断地请母亲出来约会。尽管姥爷不同意,她还是和父亲秘密约会了好几次。一天晚上,父亲送母亲回家,在家门口给姥爷瞅见,姥爷恼羞成怒,扇了母亲一耳光。据母亲说,那是姥爷唯一一次对她动手。
那以后,她停止了和父亲约会,但那与其说是姥爷的原因,不如说是父亲自己的原因。每隔一阵子,父亲仍然会给母亲打电话。她话务员的工作意味着他随时都能通过电话找到她。那时,整个国家都对未来充满了新希望,大学重新开始招生,父亲决定报考音乐学院。他明白,高等教育是他成为专业音乐家的关键。在他复习准备入学考试那会儿,他告诉母亲:“周秀兰,有一阵子我没法给你打电话,请你理解。我必须全心全意准备考试。”母亲自然表示理解,并祝他成功。
父亲在头两轮测试中拿了第一名,但还是没被音乐学院录取。母亲向我解释,音乐学院的领导在父亲的申请表里发现了不一致的陈述。在那时如果超过25岁,你就不能报考。父亲当时其实刚刚25岁。一个老师教他填24岁,这样,如果他那次没考上,第二年还能再申请一次。父亲遵从了老师的建议,但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,在那一栏下面,他加上一个括号,写上“真实年龄:25”。学院马上取消了他的资格,尽管他在两次考试中拿了第一名。一个愚蠢的、和他的才华全然无关的小错粉碎了他的梦想,我能想象这会让他有多痛苦。
那以后,姥爷完全禁止母亲和父亲见面。在姥爷看来,这件事证明了郎国任配不上他的女儿。他让母亲退还所有父亲给她的小礼物,而她别无选择,只有服从。
我提醒母亲:“可你最终还是嫁给了爸爸。”
“我说过,你爸爸有股百折不挠的劲儿。他怎么也不放过我。既然他不用再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,他就不停地在我上班时给我打电话。有些日子,他要打上五十通电话。他打得太频繁,我简直没法干活儿了。他硬要我陪他去听音乐会或看话剧。我跟他讲,你姥爷不准,他会说:‘你用不着告诉他。’”
由此,他们两人关系中更为隐秘的一段时期开始了。说起来也算不上浪漫。起先,我父母两人只是简单的朋友。母亲越来越喜欢和父亲相处,不过,虽然她意识到在艺术上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,她也看出他的才华,她还是向他表明,他和她之间没有前途。
“‘周秀兰,你别低估了我,’你爸爸对我说,‘我会有好前途。我会证明给你看。我会成为一名专业的音乐家。’
“因为我自己的艺术梦破灭了,所以我不相信你爸爸,不相信他有可能找到一份稳定的搞艺术的工作。
“他说:‘我会找到工作。我要娶你。’”
当然,就像其他父亲奋力追求的目标一样,他两样都成功了。空军部队在招收音乐人才加入他们的沈阳空军文工团,但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被录用。空军文工团的待遇还不错,工作也稳定。如果他能进去,他就不用被迫在工厂和杂技团干两份工作了。他在沈阳音乐学院找到了一位老师给他上课。有几个月,他没日没夜地练习拉二胡,而且是在户外拉,好不影响其他人。每天凌晨四点开始,直到去上班,每天下班后,再一直练到半夜,日复一日,从没有丝毫松懈。正如父亲说的,考试那天,他发挥极佳,终于被空军录用,当上了文工团的独奏演员和乐队首席。
姥爷被打动了。他说:“秀兰,也许我看走了眼。郎国任有抱负,有恒心。我不会再干涉你和他的关系。”
他们俩的友情迅速发展成了爱情。在我心目中,父亲不是一个浪漫的人,但当母亲给我讲这个故事时,我理解了,他有激情。我的父母在1980年4月22日结婚,两年多一点之后,我出生了。
刚开始,父母和我爷爷奶奶一起住。但当我的叔叔结婚后,他和他的新娘需要一个地方住。父亲是个很大方的人,他说他可以腾出自己在父母家中的地方给弟弟。那时候,住房是由国家分配的,不能随便买卖。但作为空军文工团的音乐家,父亲够格在空军大院里分到一间房。母亲那时已经怀上了我,他和她可以搬到空军大院,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新的问题出现了:改革开放后,军队要裁减编制。父亲听说沈阳空军文工团过两年就要解散,如果文工团解散了,他自然也分不到房子了。
于是父亲策划了一个打破所有规定的行动计划。他别无选择。母亲不到一个月就要生了,挺着个大肚子,很不方便,一想到可能会无家可归,她觉得无法忍受,也就只好依从了父亲的计划。他找来了一辆卡车,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,把所有的家当——床、衣柜、衣物——都搬进了空军大院里一间空置的公寓。领导自然很恼火。在部队里,你不能不守纪律。有的上级想要把他们撵出去,但也有的领导比较同情他们:他妻子马上就要生小孩了,怎么好让他们搬出去呢?出乎他们的预料,我父母得到批准,留了下来,而我就出生在空军大院里。
我的名字“朗”是“明亮”、“开朗”的意思,我的姓“郎”意思是“受过教育的君子”。谢谢父母给了我这么美的名字,如今我必须得努力才能达到他们的期望。
和我生命中的许多事情一样,我出生的过程非常的艰难。我的脐带在我的脖子绕了两圈半,几乎令我窒息而死。生下来时,我的面色发青,很难看,一开始也没发出声响,直到医生剪去脐带,拍了拍我的屁股,我才一声大哭,哭声尖利、嘹亮。
母亲向我解释说,我没死,因为我还有工作去做——要给世界带来音乐。我父母这两个搞音乐的人没有实现他们的抱负和理想,作为他们的孩子,我一出生就担负着巨大的期待。他们的期待既引导了我,也把我推向了巨大的成功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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